以房养老为何两头不讨好?“剥皮刀”还不够锋利

以房养老为何两头不讨好?“剥皮刀”还不够锋利
2018-11-13 08:27 虎嗅APP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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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苦以房养老

  虎嗅原创组作品

  作者 | 天使不投资人

  题图 | 虎嗅拍摄

  靴子落地,“以房养老”政策终于和全国人民见面了。

  2018-11-13,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由直辖市试点推广到全国。顾名思义,这是一款将住房抵押给保险公司以换取养老金的保险产品。

  在中国,“住房反向抵押寿险”有较长的历史,但“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简称“以房养老”,下同)仅有四年历史:2014年7月到2016年7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经过两年试验后,以房养老试点扩大至其他直辖市、省会城市及一部分地级市,又过了两年(也就是今年),银保监会大概觉得“稳了”,就将其推广至全国。

  那么,试点取得成功了吗?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恐怕不。2015年3月,幸福人寿成为了第一家、也是全国推广前唯一一家真正开展了“以房养老”业务的保险公司,参保者仅有寥寥98户家庭、139位老人。

  业内人士普遍将商业上的“低存在感”归咎于目前产品本身不完善、市场有待教育及中国房价波动。有专家表示“投保人多为无子女老人”,言外之意,该人群的数量并不足以撑起更多个实验性产品。

  这话其实颇为滑稽。作为一款保险产品,以房养老在给付养老金的同时,也赋予了保险公司在老人去世后获取房产的权利。与其轻描淡写“投保人多为无子女老人”,不如直言“老人有孩子,所以根本投不成”。

  有网友称,以房养老等于将孤寡老人“连根拔起”。这话确实揭露了残酷的真相:拒绝或抵抗“连根拔起”的,不仅是老人,更是一个又一个中国家庭。

  两张皮剥得下来么?

  社会养老已捉襟见肘,“以房养老”这种自觉自愿的保险产品,则可被视作有益的补充。中国现金流良好、金融意识超前的老人毕竟是少数,商业养老投保者较罕见,“以房养老”这一新生险种,等于给多数老人开了方便之门。

  但“以房养老”何以在社会和老年群体中两头不讨好呢?

  1)“以房养老”没有情感和现实基础

  老人与养老保险的关系,直接分成“有钱,不需要”和“没钱,需要”两个群体最为贴切。大多数老人既买不起又特别需要养老险,直接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以房养老”则反其道而行之,巧妙利用反向抵押,将“数百万流动资产”的限制扩大为“数百万资产”——不必有现金,只要老人名下有房,就可以投保本来“富裕家庭专属”的养老保险,成为“准·富裕老人”,并在不依赖他人的前提下安度晚年。

  这些投保者与“真·富裕老人”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将房产及其他资产留给后辈,实现家族的财富积累、阶级上升,而以房养老者一旦去世,房产就被保险公司收走,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养老对多数家庭而言是个不轻的负担,但也没重到非得卖房。老人消费的大头是医疗,生活在城镇、有医保兜底的老人不太害怕,而医疗外开支家人支援一下,一般也不至“卖房养老”——卖房养老没必要,以房养老当然同样不需。

  也难怪子女们对“以房养老”不以为然。

  其实在中国,抗拒“以房养老”根本用不着子女动怒。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中国老人大有人在,父母出钱帮子女上学、就业、买房、结婚非常普遍,有几个人会在脑子清醒时,为了养老金把本来能给子女的房子拱手让人?这也是“六个钱包”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也难怪有人批评,“推广以房养老简直是从一只羊身上剥两张皮”:老人掏出积蓄帮子女买车买房结婚,年纪更大、养老更难时,再被迫抵押住房为自己养老。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说的就是他们。尤其考虑到买房卖房两头纳税,真得给“以房养老”投保者赠予“公忠体国”锦旗。

  2)“剥皮刀”还不够锋利

  开展业务的公司仅一家,投保者数以百人记,这“两张皮”真能剥得下来么?业内专家说得倒也没错,以房养老产品本身的局限,使得这柄“剥皮刀”目前还不够利。

  比起子女在身边、医疗有保障的城市老人,农村不仅联合家庭(联合家庭指祖辈、父辈、孙辈同堂,而核心家庭则只有父辈、子辈同堂)更少、独居老人更多,且医保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当农村留守老人面临养老、治病问题时,如果子女一年才回来一次,他们做出的选择可能与城市老人不尽相同。

  更何况,农村医保改善的前景并不乐观。2014、2015年时常被提起的“争取在2020年实现三保合一”(即建成全民医保体制),到了2016年就广受反思和质疑,如今更是已悄悄没了声音。

  与此同时,在以房养老脱离“试点”,向全国范围推广之际,有业内人士建议,“逐步扩大抵押房产的范围,将其他类型的不动产,如商业类的房产、共有产权住房、农村宅基地房产等列入抵押范围,以便解决更多老年人的收入问题。”

  个中目的,昭然若揭。

  如果这一限制真的放开,保险公司确实有资格成为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救星。至于那些被反向抵押的宅基地,想想这规模,“集中开发”也不无可能吧?

  届时最开心的还是地方政府。一羊两皮,为祖国寿。

  养老不足,该怎么补?

  以房养老对城市居民没用,农村居民又一时用不着,无论对哪个群体,都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养老补充方案”。

  但国家有另外的考虑。

  1)中国正遭遇老龄化和少子化双重夹击

  中国确实到了需要寻求更多补充的时候。不独以房养老,甚至不独商业保险,即将来临的老龄化社会,对任何养老方案及资源的渴求,宛如黑洞。

  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2.41亿,占总体人口的17.3%;预计2050年,这一群体占比将增至三分之一。

  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也越来越“难产”。

  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相比2016年,两项数据均有小幅下降。

  12‰且逐年下滑的出生率,比起日本的7‰,已经是个相当粉饰太平的数据:出生率为新生儿/总人口得出的比率,能够反映人口增长的现状,却不足反映人口结构的前景。

  相比出生率,中国更该关注的是反映生育意愿的“生育率”,即新生儿/育龄妇女。

  如果只看今天,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并不十分严重,较多的青壮年人口即便生育意愿极低,也能带来相比总人口不少的新生儿——育龄青年多,孩子就多。但在老龄化愈发严重、人口结构改变、育龄人口不足时,出生率变成日本那个熊样也就指日可待。

  ——甚至更糟。早在2015年,中国曾流传“总和生育率仅为1.05”的消息。这一“比日本还低”的生育率当年就已经引发各路学者惊呼,放开二胎、多胎政策也随之而来。当年也曾有专家乐观估计“中国生育率为1.6”,但1.6在世界范围内也很低了——日本有1.8。

  如今回过头翻《中国统计年鉴2016》,会看到201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3,与当年多家官媒有出入,不知何解;且2016年往后生育率数字就不公布了。

  民政局不久前发布的另一消息未免又令人心头一凉:2017年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比上年下降7.0%;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37.4万对,比上年增长5.2%。离婚率连续16年上升,结婚率则连续4年下降。

  这样的结婚、离婚现状,对生育率提高大概并无作用。

  过低的生育率,只会导致未来养老更加困难。那些没有子女的老人,养老不能靠自己,只能靠社会。而他们对退休金的消耗,与有子女者是一样的——这是“以房养老”急于推出的背景。

  面对如此严峻的养老形势,除了“以房养老”这种不痛不痒的小补,还未出现更多的变局。如果对比那些有先进经验的国家(比如加拿大),则更令人深感中国养老制度之简陋。

  2)制度尚未做好准备

  加拿大的养老制度,可简要概括为“社会福利养老为主、互助养老和商业化养老为辅”。中国未来应该也是这个趋势,但起步晚、基础差,之所以有如此结论,是因为养老制度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局限于养老本身,而必然与社会方方面面相结合、牵一发而动全身。

  由此带来的、可能的政策摇摆,都会使这一问题越来越难在“死线”前得到解决。

  加拿大医疗制度并不值得学习,但对老人却可谓对症良药:广泛存在的家庭医生满足了老人频繁的问诊需求,而宝贵的医院资源则可以从老人普遍、持续的慢性病中解放出来,专攻重大急病。此外,定期体检和基本免费的医疗,也极大减轻了老人的医疗压力。

  在老人就业问题上,加拿大无疑也“灵活得多”。在没有取消退休金领取年限的前提下,取消了退休的年龄限制。即:有能力、有意愿继续工作的老人完全可以拒绝退休,积极“发挥余热”。这不仅给了老人一种比退休金更可靠的经济来源,也为全社会的退休金池子“开源节流”。

  一个简单的“退休金”,加拿大的安排也细致入微。有达到居住年限后,无论是否参与过工作,都可领取的“老年金”;有类似通常意义上退休金的、发放(且强制参与)给工作达到一定年限者的“养老金”;还有类似商业保险、全职工作者可专门购买的“退休基金收入”。这种灵活安排的好处,比退休金“一刀切”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此外,那些只有“老年金”收入、相对困难的老人享有一定社会福利倾斜,如优先安排入住福利性(收费低)的养老院及廉租房等。

  即便无脑照抄,不考虑国情,这么多细节,几年试点试得过来么?若非长期、提早准备,大国很难建立务实的养老制度。

  最关键的还不在于困难和复杂,而在于中国尚未表现出构建养老社会的意愿和决心,从“三保合一”的绝口不提,到“以房养老”的全国试点,种种转变不难看出,中央比起“社会化解决”更乐意“家庭化解决”的倾向。

  同样迟钝的社会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国家若无心,家庭就必须有心。

  无奈的是,与中国政府远未做好迎接老龄化社会的准备相同,整个中国社会未必好到哪儿去,甚至更差。较差的整体氛围,使得每个家庭在处理老人问题时,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

  1)家庭能解决养老吗?

  不久前,腾讯研究院发布了一份略显“佛系”的报告,讨论中国的数字家庭与老人使用微信的问题。报告揭露了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其中有不少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比如,报告显示,比起联合家庭,核心家庭(二者区别见上文)的老人在使用微信时,其社交需求更强烈。我们用微信是“主动的”“自愿的”,而很多老人则是为加强与家人联系而“被迫”使然。如果深究核心家庭诞生的原因,就又涉及到城乡差异乃至东西部差异了,这显然并非家庭可以改变的。

  如果说直白一些,核心家庭中独居乡村的老人,为了能联系上子女,被迫开辟了新的社交渠道。这种被迫同样体现在其他地方:

  1. 老年人的微信好友中,家人占比达到23.1%,中年人16.1%,青年9.7%;

  2. 只有14.6%的老人进行好友分组,中年是17.7%,青年高达46.9%;

  3. 有2.7%的老人屏蔽家人好友,中年3.1%,青年则是25.8%。

  行为习惯的差异与“互联网常识”及日常社交结构有很大关系,不能全凭数据指责年轻人没良心。遍观世界各地老龄化国家,老人社区既是常态,也是老人孤独问题的解决方案,值得重视。

  子女对老人的关心也往往显得“文不对题”。在该项研究中,子女教给老人使用、希望老人使用的微信功能,与老人自己最在意的功能出入较大:子女常常教老人网购及线上支付,老人往往不明所以;而老人观看戏剧、曲艺,制作电子相册等需求则常被忽视。这也对社会为老人提供丰富文化生活的能力提出了考验。

  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对谣言的识别上。报告显示,青年识别谣言的能力比老人强,他们也经常毫不留情地批驳老人日常分享、转发的谣言——但在帮助老人提升谣言识别能力的问题上,则贡献极少。指责父母转发错误消息、关注造谣公号(比如养生题材营销号)并不难,但向父母推荐内容优质、适合老人阅读的同类型公众号,目前看来却十足不易。

  辟谣靠网络,杀灭谣言源头同样要靠网络建设;苛求儿女做到尽善尽美,并不现实。

  在对老人心态、心理的深入理解上,年轻人做得就更差。比如,虽然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常参与线下多人社交活动,但老年男性的微信好友却普遍比老年女性更多:老年女性的好友以线下歌友、舞友及家人、街坊为主,老年男性则愿意将自己退休前的社交结构在微信上“复制”一遍(如同事、学生、生意伙伴等)。

  有专家猜测,退休解放了奶奶们,却限制了爷爷们。老年男性可能有着远比晚年家庭生活更多的追求。子女即便了解这一点,能做的也非常有限。老年男性渴求全民K歌、广场舞之外的生活方式,至于是什么,目前还没有结论,也缺乏探索。

  并非年轻人普遍没心没肺,也有一些家庭做得比较好。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长时间的陪伴”(如在家吃饭、看电视等)对促进交流并没有多大益处,反而一些“深度互动”,如陪老人出外锻炼、购物,是亲子关系升级的重要契机。

  很明显,“深度互动”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经济活动,或根本就是一些代表家庭经济水平的生活方式。相比小康之家,中产家庭往往容易父慈子孝;家庭如此,整个社会亦然。

  反之,被经济压力直接或间接束缚者大有人在。这份报告也提到中年人、尤其中年男性对父母的“数字反哺”最差,交流最为浅尝辄止的事实。同样,这并不意味着中年人没良心,恐怕更多地说明中年人时间精力有限,难以实现工作、家庭、父母、子女全方位照顾。

  种种矛盾揭露了一个简单事实:孝敬父母,或单纯地帮父母养老,并非子女一人、或一个家庭拼命努力就可实现的,而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关。最低限度,有钱“养老”,则敬老、爱老乃至孝顺都容易做到;没钱则万事休矣——而有钱没钱是家庭想解决就解决的么?

  如果中国将养老推给家庭,由于大环境的限制,子女能为父母做的十分有限。“家庭化养老”之不足,可见一斑。

  2)你我只会更惨

  养老的考察维度是多方面的——整个社会有多少养老、便老、敬老的制度、设施,这是政策层面;有多少从事老年人相关业务,为老年人服务的优秀企业,这是经济层面;有多少人认识到老人生活中真实的需要及最大的困难并为之付出行动,这是文化层面。

  而中国不管在哪一点都远远不够。中国社会在前进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身为“数字难民”的老人屡次成为被抛弃者。

  以此前大热的“无现金社会”为例,各地“无现金”消费场所都遭到了来自老人的大量投诉(就不点名是哪家企业了),导致如今“无现金社会”概念鲜有提及。再往前追溯,曾经的“网上挂号令老人无法就医”“网约车,令老人打不到车”都是曾经引发全民讨论的话题,但如今看来,无论政府、企业还是民众依旧在一心进步的狂奔中,老人被甩得更远了。

  我们无意指责这种现象,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正是有了被时代抛弃的老人,时代才得以进步。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邻国日本。那种全民敬老爱老、商业和公共事业尽量为老人求便利的氛围,虽然有人性,但也严重影响了其创新和发展。若要做好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准备,社会的每个环节都要付出代价,避无可避。

  换言之,任何一个环节希望“其他环节多出点力多背点锅”,都不现实。一家企业(如腾讯、阿里)奋勇向前尚且引来千万老人叫苦不迭,一个行业(互联网)的飞跃尚且生造出几亿“数字难民”,国家政策若有迟疑、反复,代价必然更大。

  未来不仅是环境之变,更是切身之急。今日父辈是“数字难民”,将来我们会成为什么?AI难民?克隆难民?脑后插管难民?观察这些年的历史,我猜届时“XX鸿沟”远比今日“数字鸿沟”要大。养老于今日之父母,便是于明日之我们。

  更糟糕的是,即便排除这些文化上的障碍,中国人基本的养老需求能得到满足吗?在虎嗅不久前《当你老了,没有人养》一文中,我们从另一些角度进行了解读。反观今日政策,国家不仅表现出将养老、医疗责任推给家庭的倾向,也同样打算让家庭负担更多的教育义务。

  言尽于此。

责任编辑:李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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